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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10

李曉曦是香港教育學院畢業生，主修視覺藝術。雖然需要依靠輪椅，但曉曦一直憑着無比的毅力及決心，完成學業，矢志成為教師。朱啟文老師是曉曦在甘迺迪中心的藝術教師，於中心任教已有二十八年，是他啟發和鼓勵曉曦對藝術的學習興趣。

李曉曦記得第一次到甘迺迪中心，覺得很沒安全感，整天都樓着書包，害怕不知會遇到甚麼人，不過第一次與朱Sir見面，卻覺得他很隨和親切。「朱Sir上課模式很自由，例如今天想出外畫畫，便讓我們外出，我們經常在海邊畫畫和聊天，這種方法對我影響很深，在往後的日子也會採取他的模式與學生相處，學生不是倒模出來，每個人都不一樣。老師在課堂以外都應該做教育，做教人的工作，這是我的希望。」

朱Sir認為，畫得真和畫得似是很多學校唯一評分的標準，但這做法不適用於曉曦身上。「怎能以特別的生命跟隨大隊，上天賦予你才能，應該畫一些自己擅長的東西，而不是畫一些與其他人相同的東西。」

學習藝術，觀賞展覽是常事，因看實物的影響是大於幻燈片和複製品，但對傷殘人士來說，看一次展覽真不簡單，朱Sir記得有一次帶曉曦去一個沒有升降機的展覽場地，他要把輪椅抬上樓梯，真的很辛苦。

曉曦感激老師一直的幫忙，「教一個普通學生喜歡藝術已經很難，教一個殘疾學生更難，一定要抓緊機會和掌握自己的人生。」朱Sir覺得做老師是值得投放的終身事業，「如果曉曦有機會當老師，他能對學生好，就是我最大的期盼。」

教院推出「萬歲師表」活動，邀請十五對名人師生拍攝「教我..如何不想他」短片，分享故事，本欄由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一連三個星期，逢周一至周五逐一刊出。如欲收看短片，請瀏覽：www.myteacher.hk；如欲收聽聲音版本，商業一台分別於十一月廿一日、廿八日及十二月五日，晚上八時半至九時半播放。公眾人士亦可設計多媒體紀念冊，利用文字、照片及短片製作，參加「師+歌紀念冊」設計比賽，獻給老師以表敬意，詳情可參閱同一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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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09

歌手薛凱琪是香港城市大學的畢業生，主修創意媒體，求學時曾修讀法文，香港城市大學教育發展處高級教育發展主任桑戴維先生就是她的法文老師，不僅如此，他更曾應薛凱琪的邀請，為她的歌曲填寫歌詞。

學習外語從來都是香港學生的弱項，怎樣提高興趣，令學生學得高興又有所得着，老師起了關鍵作用。薛凱琪說當你不熟悉一種語言，需要很集中聆聽，再思考怎樣表達，比起母語，需要多一個過程。「你做任何一樣工作，懂得多一種語言，一定多一個機會。」

她記得老師上課很「生鬼」，令課堂的互動性很強，雖然他是老師，但所有學生都不怕他，讓學生有親切感，所以大家都願意發問，免去「我是否問了一條愚蠢問題」的憂慮。

薛凱琪認為，不論教任何科目，教得好之外，要與學生有聯繫，這在他平日怎樣與學生溝通，怎樣授課可見一斑。不僅如此，桑戴維的親切作風，令薛凱琪相信老師可幫到自己，「我覺得這位老師多才多藝，在很多方面都願意嘗試，我覺得跟他合作會是一件好玩有趣的事，後來真的致電老師請他填詞。」

桑戴維記得薛凱琪上課很主動，他表示，好老師應知道他要帶學生到哪裏，每天都要與時並進，「曾經看過一篇文章，當中提到，當你說另外一種語言的時候，你的基因也因此而改變，如果你能說多種語言，你便能進入不同世界，不同人有不同的思考模式，老師要保持開放態度，與學生一同學習。」(十五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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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08

司徒永富博士身兼鴻福堂集團執行董事，以及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行政)及副教授之職，他小時候是一名患有嚴重口吃的自卑街童，也是被老師形容為「地底泥」的反叛青年，後來得滕張佳音博士啟蒙，從失敗之中起來重整人生。

滕張佳音博士現為傳道人，是司徒永富博士就讀於閩光書院時的英文老師，她愛利用遊戲，幫助學生在輕鬆環境下，學習一些他們平日不習慣又感到困難的語言

她教的可不單只是英文，還有的是人生道理及宗教信仰，是司徒博士的生命師傅。「司徒永富屬於斯文的學生，對着我的說話不多，不是最乖亦非最壞的學生。

司徒永富記得那年到海外升學，被取錄後第一個通知老師。老師送機時為他預備了一個信封，內裏是一些當地貨幣的零錢，以防到步後接機朋友沒有來，零錢可以幫上忙，老師所做的，令司徒永富覺得很溫暖。

他還記得，落機後不幸被老師言中，聯絡不上接機者，那一刻心情十分慌張，一邊打電話，一邊流眼淚，老師為他預備的零錢，真的派上用場。「一位為人設想的老師，她為學生所做的，是點滴累積回來。」

司徒永富說，他一生被張老師祝福，當自己現在有機會成為別人的老師時，也是秉承這種精神，每事為學生設想。將來離開這個世界，希望墓碑上的名字後有「老師」兩字，而非「集團行政總裁」，這是他更加嚮往的結局。(十五之十一)

司徒永富

滕張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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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07

中大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是兒科醫生，任教三十多年，培育超過四千位學生成為醫生，霍教授教書最愛不停發問，減低課堂的枯燥感，鼓勵學生討論。

霍教授的教學方法和處事作風，影響不少學生，現於屯門醫院工作的吳家榮醫生就是其中一人。霍教授對吳家榮的第一印象是有禮貌、態度誠懇、處事成熟，而且十分勤力巡房，因自身曾患病，對病人體驗感受特別深，更能從他們角度出發。

遇上霍教授，吳家榮明白醫生除了有醫德，還要學懂發問的藝術。「問問題是技巧一種，如何向病人發問，由病人說出自己的狀況，令醫生掌握資訊，有助診症。」

好醫生任何時候都是以病人利益為最終依歸，霍教授相信與病人和家屬溝通，才是尊重他們。「我會教學生坦誠，欺瞞病人無意思，告訴病人壞消息也是一種歷練，是醫生的必經階段。」

小朋友不懂表達，所以兒科醫生特別擅於觀察，從病童的「眉頭眼額」，推斷情況，霍教授亦不例外。醫生是對人的工作，吳家榮說從霍教授身上，學懂觀察之外，更重要是身教示範，絕無醫生架子，對病人態度親切，建立與病人的和諧關係。「醫生有責任把複雜的訊息和資料，以簡單方法說出來，令病人和家屬明白，把不開心的消息變成鼓勵的力量，讓病人有動力面對疾病。」

霍教授認為，醫病是一對一，但教出一個醫生，可以幫助更多病人，所以教書成就雖然不能即時見到，同樣有莫大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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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04

蘇樺偉在二○○三年於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中五畢業，因表現突出而被學校推薦，加入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的香港田徑代表隊接受訓練，目前是香港田徑項目傷健運動員，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傷殘人士奧運會、傷殘人士世界錦標賽等，奪得多面獎牌，為港增光，他更是一百米及二百米傷殘人士紀錄保持者，他憑無比的毅力和勇氣，克服先天痙攣及弱聽，多次奪取佳績，被稱為「神奇小子」。

蘇樺偉從小到大獲得多人無微不至的關懷，其中包括左玉冰老師，蘇樺偉說左老師在他小時候，常常照顧他，就像爸爸媽媽一樣。

左玉冰老師畢業於葛量洪教育學院，是蘇樺偉的幼稚園班主任老師，左老師說校園內，人人叫蘇樺偉做「阿蘇」，而非偉仔，感覺親切一點，至今仍然。左老師說蘇樺偉屬於愛撒嬌的小朋友，她記得蘇樺偉小時候每天早上回校都愛黏着大人，但一到小息便會往操場跑。「小時候跌得比較多，而且容易哭。」

因病關係，蘇樺偉需要做物理治療，他解釋，經常重複做單一個動作，其實頗辛苦，有時會站不穩，但老師依然鼓勵他繼續下去。「我愛黏着左老師，找回那種親切感。」老師說每次聽到學生一邊做治療，一邊痛得哭起來，也會心痛。

左老師覺得蘇樺偉是個十分進取的學生。「運動員的毅力很重要，相信他的訓練過程一點也不簡單，能夠取得好成績，其實我也很佩服他。」她表示，老師和同學也替蘇樺偉高興，因為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學生盡力做到自己享受的事情，活得精采便好。」

(十五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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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03

鄭德惠獲音樂界和笙界譽為「中國第一笙」，致力笙的改革及教學，現任香港中樂團笙首席，同時為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師和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

盧思泓是本地著名笙演奏家，現於香港音樂事務處任全職導師，負責中樂訓練工作，並曾訓練及指揮該處屬下多個樂團。盧思泓師承鄭老師，在中文大學時選讀音樂系，鄭老師是他的導師，他說鄭老師在許多方面令他感受到對音樂熱誠的重要

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02

作家陶傑雖不是為人師表，他的文字，一樣感化不少人。陳文勝是香港大學畢業生，是陶傑的忠實讀者，就讀大學時，邀請陶傑擔任校報《學苑》就職典禮嘉賓。陶傑覺得他是一位勤力做功課，資料搜集充足的學生，「他很了解我，對於我所寫過的東西和說話，有些連我自己也忘記了，他會提醒我。」

相處日子久了，陶傑發現陳文勝有一種難得的氣質，有獨立思考，對很多問題有深入想法，自此兩人一直交往，陳文勝視陶傑為人生中的良師嚮導。

陳文勝的英文名字是BillChen，中文諧音是「標青」，「傑出」的意思，這個英文名字是他小時候想出來的，關於英文名字，也有一個小故事。他印象中，很多中國人都沒有英文名，於是他便請教陶傑，自己應否取一個英文名字。陶傑覺得有時在這些小問題中，發現新角度，可激發思考，是小問題中藏着大學問，引發求知精神。

「陶傑就像帶我登山的導遊，頂峰是一個知識光明頂，沿路帶我看美麗風光，中途有可能被其他東西吸引，但自己也慢慢因他的教導而探索。」陳文勝認為怎樣才是合適的老師，對他來說，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和學生有共鳴，二是可以互相產生新思維。

陶傑說世上所有知識都應該是有趣的，他所做的只是推銷。「提出自己的觀點，年輕人如果因此而感到震撼，然後循這個方向探索下去，那些年輕人一定成功。」(十五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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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星島日報》2009-12-01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對天文和自然產生興趣，多得在英皇書院就讀時的地理科及童軍帶隊老師何子樑，當年地理科是英皇書院的強項，對他產生最大影響就是帶學生走出課室，所以他十分尊重老師，每次遇到老師，一定九十度鞠躬，至今亦然。

林超英說自己少時並非班上的風頭躉，成績只屬中等，中二參加童軍，遇上帶隊的何子樑老師，為他的人生觀和性格建立帶來影響。

何老師現為香港青年獎勵計畫(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畫)理事會主席，他憶述中學時代的林超英擔當童軍小隊長，已覺他認真負責任，辦事妥當；何老師會就當時的環境，把知識生活化、趣味化，讓學生容易吸收。

林超英直言，參加童軍有很多外出的機會讓他接觸大自然，體驗自然的奇妙，「身處大山大海，不期然思考人在自然的位置，明白人的本性從自然而生，開闊觀察世界的方法，造就自己樂觀積極的性格。」他又說當年經常戶外紮營，晚上觀星，深感黑色的空間有無窮吸引力，對日後的工作有一定影響。「拿着地圖走到郊外，對照實物，是人與自然之間一種很深層次的感應，課室內難以感受到。」

林超英最欣賞老師的先見之明，早已看出家校合作的重要，當年已經常與家長聯絡，了解學生情況；又愛在堂上講時事，讓學生討論，這種風氣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可謂十分罕見。

何老師說，作為老師的最大快樂，是學生離開學校後，有自信心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林超英正是最好的例子。

(十五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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